土鼓（展厅中为复制品）与鼍鼓（复原）。
朱书“文”字扁壶。
复原圭表使用场景。
“尧都平阳”的说法在古文献里多有记载，但“平阳”在哪里，众说纷纭。近年来，关于“山西陶寺遗址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的讨论越来越多，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尧是妇孺皆知的传说中上古时代的“圣王”，如果尧的都城从传说走到现实，确实是让人感到震撼和激动的。
这里住着地位最崇高的“王”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证据、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共同指向尧都在晋南临汾一带，临汾也有诸多“尧都”的文化印记。
在几十年的考古过程中，结合磁力仪和探地雷达物探、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选、选种）、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学等多项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测年技术在内的年代学探讨，判定陶寺文化的主体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之间，与古籍中尧舜的时代大致吻合。
陶寺遗址发现了中国史前都城要素最齐全的城址。考古工作者发现陶寺遗址中的古城仅城墙以里的面积就达到了280万平方米，相当于晚了几千年的北京故宫面积的4倍，比后世享誉世界的平遥古城的面积还要大，而同期在河南发现的10余处龙山时代的城址则要小得多，而且多数只有一重城墙甚至没有城墙。
陶寺古城的外城城墙东西长约1800米，南北宽约1500米，城墙的地下夯土地基深达10米，考古人员还在一座城门遗址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高等级门阙，有着与故宫午门一样的东西城阙围合而成的“凹”形城门。在外城之中，人们还发现了被城墙所环绕的宫城，陶寺古城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宫城——外郭城双城制都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原院长戴向明对记者表示，种种证据显示，这里的一切都不同凡响，是那个年代的“顶配”，一定住着地位最为崇高的“王”，这个王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帝尧。
与史书记载吻合的“观象授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参与陶寺考古发掘20年，曾长期担任陶寺考古队领队。在陶寺中期城址东南，有一处神秘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经过何努主持发掘，又经多家单位的十几位天文学家的论证后，认为这就是陶寺古观象台基址，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4000多年前的“观象授时”机构呈现在世人面前。
曾参与研究的时任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武家璧说，据《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时代天文学十分发达，而天文历法被认为是政权的象征。如尧禅位于舜时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举行禅让典礼时，尧要把天文仪器亲自授给舜。因此作为“帝尧邦国”的标志性建筑，陶寺观象台遗迹的发现是证实尧都的重要依据。
当时黄河流域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了，与之对应的是对准确的农时有着很高的要求。《尚书·尧典》中用了很多篇幅来记载帝尧是如何“敬授民时”的，相传帝尧依靠他了不起的天文历法才能，实现了华夏大地的“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陶寺古观象台与塔儿山遥遥相望，依据夯土基址复原，占地面积约1400平方米，由13个柱子围成半圆形夯土柱列，阳光在不同的节令从对应的柱缝中穿过，柱缝有20厘米宽，相当于目测太阳的直径。观测者站在固定的观测点上，当太阳完整地出现在对应的柱缝中，表明这一天是准确的节令时点。陶寺人制定出了将一年分为20个节气的复杂历法，其中包含有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以及粟、黍、稻、豆等当时主要农作物的农时。
这一发现与《尚书·尧典》中记载的帝尧恢复天文观测，制定历法，使百姓安定、万邦和谐的功绩，“（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以及《史记·历书》记述的尧帝恢复历法的过程：“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天疫。”都有着惊人的吻合。无独有偶，在陶寺的王族墓地还发现了“圭表”，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
在证据链中寻找“尧舜之都”
何努认为，将陶寺与尧联系起来，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
在何努看来，在文字方面，扁壶朱书上的文字即是“文尧”，且“尧”字在陶寺还有出土，具有明显的指向性；陶寺的天文历法、观象台与《尧典》的记载形成了系统性的印证；陶寺还出土了圭表，与文献里记载的尧派羲叔、羲仲、和叔、和仲去四方测量的记载相印证，也体现了当时尧构建天下观的政治动机，陶寺即为“地中”。同时，陶寺遗址还发掘出了显现王权威力的玉钺，给诸侯分等级的玉圭等礼器。
学者们研究发现，陶寺遗址可以分为4300年前至4100年前的早期，4100年前至4000年前的中期，以及4000年前至3900年前的晚期三大阶段。每个阶段变更时整个遗址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显然是发生过政权的更迭。学者们研究发现，陶寺早期向着中期的过渡比较平稳，明显不同于晚期动荡的剧烈。
戴向明分析说，尧舜之间很可能确实发生过传说中“禅让”的平稳过渡，这也正好说明尧舜的传说属性——尧舜不是指个人，而是两个地域相邻、前后相继的大型社会集团的代表。
何努强调说，陶寺作为“尧都”的证据越来越多，但陶寺不只是“尧都”，也是“舜都”。“陶寺早期是尧的都城，中期是舜的都城。‘尧’是一个王族，‘舜’也是一个王族，每个王族都有好几代王，他们都有一个伟大的人物代表，在历史中经过传说和文献加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尧’和‘舜’，这需要辩证地看待。”他说。
关于尧舜“禅让”，何努表示，在考古中可以发现痕迹，比如都城形制变了，早中期的王族变了，但是他们还属于陶寺文化，都是陶寺邦国，没有改朝换代，从总体上讲，它是一种和平的过渡，这就是“禅让”。“古本《竹书纪年》里说得很清楚，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现在有很多很多证据来证明，这确实是历史的事实，‘禅让’也不是那么和平，肯定发生了政治斗争，只不过没有流血而已。”
何努说，舜入主陶寺，文献上叫“之中国”（到“中国”去），陶寺即“中国”，在此之前，舜的根据地在山西洪洞县一带。舜到陶寺执政之后，接替了尧的权力，并把尧的儿子丹朱流放到了今天的山西浮山县一带，文献中有记载山西浮山县为丹朱食邑。“这些遗址相互关联，在考古上都能得到印证。”
在陶寺中期的几座帝王大墓里，人们发现诸多与尧舜传说密切相关的特殊文物：鼍鼓、特磬。传说中的鼍龙是扬子鳄，它是上古时代龙图腾的原型之一。在陶寺的王级大墓里，人们发现了传说中的颛顼发明的鼍鼓——蒙着扬子鳄皮的陶器。特磬这种打击乐器据说是当年舜帝为了编排乐舞《九韶》所特意发明的。这样一件明显带有“舜标签”的文物，也出现在了陶寺的王级大墓之中。
“陶寺遗址不仅与古籍记载的尧都平阳地理位置相同，其年代、科技、经济、文化、政治发展水平也与古籍记载相符，是黄河流域目前可确认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最早的实证。陶寺遗址的发现使‘尧都平阳’成为信史，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戴向明说。
目前，陶寺的发掘面积有限，考古发现还不能具体到陶寺宫城、文物与历史人物一一对应，也许未来有一天，陶寺将有更惊人的发现。
据新华网、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