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宁夏银川市的西夏陵三号陵。            

    冯开华 摄

    游客在西夏陵博物馆通过智慧化展柜了解迦陵频伽。

    冯开华 摄

    宁夏博物馆展出的“国宝级”文物石雕力士志文支座。

    冯开华 摄

    宁夏博物馆展出的琉璃鸱吻复制品。

    冯开华 摄

    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一个王朝如流星般闪过，短暂却璀璨。

    公元1038年，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与宋、辽、金等王朝并存于中华大地近200年，鼎盛时曾控制河西走廊。然而，被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攻灭后，因史料匮乏、文字阻隔，西夏逐渐销声匿迹，从此扑朔迷离。

    幸而，贺兰山下的苍茫巨冢在近千年风雨中仍巍峨屹立，以其气势恢宏的陵寝布局、颇具特色的陵园建筑、精美的琉璃构件和丰富的残碑石刻，诉说着西夏昔日的繁荣辉煌。

    王朝缩影

    20世纪30年代，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飞行员卡斯特尔飞越宁夏贺兰山时，用随身携带的相机“定格”下山脚下一片奇怪的建筑——圆锥形的“土堆”，并收录进其《中国飞行》一书。

    这些“土堆”是什么？“土堆”下又埋藏着什么秘密？

    约40年后，宁夏考古人员钟侃和同事在凛冽寒风中初次走近这些“土堆”时，心中疑惑恰如卡斯特尔。

    年轻的考古者捡回一些刻有神秘文字的残碑，便一头钻进浩瀚史料中。他们翻遍史书，终于发现蛛丝马迹。明代《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

    神秘土冢，很可能与西夏帝陵有关。残碑上的神秘文字，亦被考证为西夏文字。

    据史书记载，李元昊立国前夕，授命大臣野利仁荣以党项语为基础，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创造了近6000个西夏文字。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一度变成无人能解的“天书”。

    带着这些“土堆”可能就是西夏帝王陵墓的期待，1972年，宁夏文物部门正式对这片区域开展考古调查。考古人员根据陵墓规模和独特的月城结构，从数百座陵墓中辨认出史书中有明确陵号记载的9座帝陵。然而，这9座帝陵分别归属哪位帝王却迟迟没有定论。

    和钟侃一起踏入这片神秘陵园的，还有来自北京的学者李范文。在李范文眼中，西夏文字是打开西夏历史与文化的钥匙。为此，他毅然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西夏故地宁夏工作。

    六年里，李范文对3270块西夏残碑逐一考释，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写出《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和《西夏研究论集》。在此基础上，他整理出近6000个西夏文字，最终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西夏文字典《夏汉字典》，成为继西夏学开拓者王静如之后第二位捧回法国儒莲奖奖杯的西夏学学者。

    李范文解密西夏文字的执着，为西夏陵考古发掘工作带来突破性进展。

    在清理7号陵东西两座碑亭时，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西夏文及汉文残碑。李范文从中成功拼合出一块西夏文碑额，并考释出碑额上16个西夏文篆书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由此，七号陵被确定为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寿陵，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确定主人的陵墓。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夏陵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持续开展，考古工作者基本廓清西夏陵总体布局、遗存构成等信息。据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副主任王昌丰介绍，西夏陵遗址分布在南北长约12公里、东西宽约1～5公里的贺兰山东麓洪积扇戈壁上，这片近40平方公里的戈壁被多条山间冲沟切分成4个自然板块，内含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32处防洪工程遗址等四类建筑遗址，以及7100余件文物。

    “九座帝陵集中分布于贺兰山下、黄河岸边，与史书记载相互印证，直接为延续了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王昌丰说。

    记者在遗址区看到，271座陪葬墓分散分布于9座帝陵周围，保存较好者不仅墓冢高高耸立，地面建筑夯土遗迹也依稀可辨，而保存较差者仅残存墓冢。

    根据目前已知的各陪葬墓规模、形制，考古专家将西夏陵陪葬墓分为三个等级，绝大部分尚未进行过考古发掘。已经发掘过的3座陪葬墓，主要出土有反映西夏随葬制度的铜、铁，石制的动物形器、武器、瓷器、动物骨架，以及丝织品、钱币、饰物、食物等随葬品。

    在现编号为MⅢ-107的陪葬墓中，墓里尸骨曾受到扰乱，经鉴定为一男三女。结合多次入葬痕迹，考古人员判断该墓为一夫多妻的合葬墓，为党项族一夫多妻婚配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更为重要的是，考古人员在墓中发现了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这个造型生动逼真、工艺高超的“国宝级”文物如今“镇守”于宁夏博物馆，成为人们了解西夏青铜铸造工艺及农耕文明的重要窗口。

    文明见证

    寒冬时节，慕名而来西夏陵参观的游客依然不少。暖阳下，在被推测为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泰陵的三号陵陵塔前，西夏陵博物馆馆长师培轶不厌其烦地向游人解惑——西夏陵为什么“不长草，不落鸟”？

    “陵塔是西夏陵园中最高大的建筑体，刚被建造出来的时候，是七层高的实心八角密檐塔。如今，经过千年风雨，陵塔外的木结构已经消失不见，只留下高大的夯土建筑供世人瞻仰。”师培轶说。

    夯筑技术是我国自新石器时代沿用至今的主要建筑技术之一。西夏陵陵塔以黄土混合砾石夯筑而成，夯层清楚、密实，硬度强，显示了西夏对这一技术的熟练掌握应用。

    师培轶解释说，三号陵陵塔夯土瓷实，经过分析还加入了白石灰，加之北方雨水少，植物难有存活空间。

    西夏陵令人惊叹的地方还有很多。

    2016年，陈育宁、汤晓芳、雷润泽三位学者共同编撰出版了一本名为《西夏建筑研究》的论著。在书中，他们也不约而同地用“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来形容西夏陵建筑特征。

    据文献记载，西夏境内不仅有党项族，也生活着汉、吐蕃、回鹘、鞑靼、契丹、女真等多个民族。各民族不同的生业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给西夏文化带来多元特征。

    在出土的一张西夏文草书户籍残卷上，西夏学学者史金波找到了一个乡里30户人的资料。释读后，学者们发现，这个乡里共有4户是党项族和汉族通婚，其中3户丈夫是党项族、妻子是汉族，1户丈夫是汉族、妻子是党项族。

    “这些民间有名有姓的族际通婚案例是最鲜活的例证，更为真实、更为广泛地显示出西夏时期各民族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史金波说。

    在帝陵布局上，西夏陵沿袭唐宋帝陵主要构成要素，加以改造和添配：保存了包括陵门、角阙、献殿、陵塔在内的陵城，陵城外神道、阙台等构成要素，以及神道——陵城的轴线对称布局特征；取消了北宋帝陵中的成对乳台，替之以碑亭，并将碑亭制度化于每座帝陵和部分高等级陪葬墓中。

    “西夏人根据自身民族传统文化观念，也在帝陵建造中加入了独特元素。”师培轶说，最明显的就是在陵城中轴线外，献殿、墓道封土、墓室、陵塔构成北偏西的另一条轴线，融合了党项族“鬼神居中”以避鬼神的传统信仰。其墓道封土也不同，帝陵墓道通常不可见，但西夏陵墓道封土呈突出鱼脊状，非常明显。

    西夏陵的建筑装饰构件同样反映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宁夏博物馆，刻有汉文、西夏文的“国宝级”文物“石雕力士志文支座”引人注目。据了解，西夏陵共出土了十余件类似的人像石碑座，整体近似一个正方体，正面看是一个大力士，其面部浑圆、颧骨高突、粗眉上翘、双眼圆睁而外突。不同于中原传统高等级石碑下的龟砆，这些人像石碑座兼有突厥石人、佛教力士和汉族碑座的风格。

    六号陵出土的鸱吻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古代琉璃鸱吻构件之一，其工艺不亚于同时期北宋、辽的琉璃烧制水平，证实了琉璃烧造工艺在西夏的传播与发扬。

    不同于唐壁画与唐塔常见的迦陵频伽乐伎形象，西夏陵出土的建筑脊饰迦陵频伽为人面鸟身，既体现了西夏对佛教的推崇，也反映了中原建筑规则和艺术对西夏文明的影响。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副院长彭向前长期考证西夏服饰“吊敦背”、西夏乐器“马尾胡琴”、西夏兵器“神臂弓”的发明及传播过程。其中，“神臂弓”是西夏人在“弩”的基础上创制的，后向东传入北宋，历宋元明诸朝，在战场上风行数百年之久，在中国古代兵器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西夏在广泛吸收周边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从而也对周边政权或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说。

    据《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