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胜利街的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
几条英雄路都通往胜利街。
7月27日晚，郝梦龄路。年轻人在咖啡馆里悠闲地喝着饮料，一旁的川菜馆内挤满了前来打卡的食客……以英雄之名命名的路牌静静矗立，仿佛在时刻提醒大家，如今安逸闲适的生活背后，有着一段难忘的壮阔史诗。
今年春晚，“武汉8分钟”惊艳了全国观众。画面中李现等演员们跑过郝梦龄路、张自忠路、陈怀民路等，抵达的终点是胜利街。
连日来，记者同陈怀民、郝梦龄、刘家麒的后人们重走这些英雄路。对武汉来说，这些路名不只是一个个城市背景，而是厚重的抗日战争胜利史的鲜活见证。
路名背后的家国担当
1938年4月29日，侵华日军出动36架战机空袭武汉。中国空军飞行员陈怀民驾驶战机与敌机缠斗，在机身中弹、油箱起火的情况下，毅然驾机撞向日本战机，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2岁。
如今的陈怀民路以居民区为主，附近的山海关路更是“网红过早一条街”。“如果能看到市民们现在平静幸福的生活，父亲肯定非常欣慰。”陈怀民的侄子、继子陈德说。
郝梦龄路纪念的是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军长郝梦龄。1937年10月，郝梦龄率部参加忻口会战，在前线指挥作战时不幸中弹牺牲。
郝梦龄的孙女郝枚经常约着朋友们到郝梦龄路逛逛。她告诉记者：“很多人只知道爷爷是河北人，实际上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爷爷奶奶就已在武汉安家，抗战时期，爷爷在外打仗，奶奶和家人就在武汉等他。”
刘家麒路纪念的是与郝梦龄一同牺牲的少将师长刘家麒。在忻口会战中，这位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将领身先士卒，在前沿阵地指挥时被日军炮弹击中，壮烈牺牲。刘家麒也是这四个以名字命名道路的英烈中，唯一的一名武汉人。
如今，刘家麒路紧靠繁华的武汉天地商圈。“曾经的刘家麒路位于中山大道东段与胜利街之间，但由于片区改造原址没有了，就在附近重辟新路，恢复‘刘家麒路’的路名。”刘家麒的侄孙刘兆铭说。
张自忠路得名于抗日名将、陆军二级上将张自忠。1940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张自忠亲率部队与日军血战，身中数弹仍坚持指挥，最终壮烈牺牲。
从烽火战场到城市坐标
武汉，在抗日战争中曾是全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
正是这段特殊的历史，让汉口的许多路名与抗战结下了不解之缘。
“历史上，武汉市内的道路进行过数次集中更名，将抗战记忆嵌入城市肌理，形成了独特的‘抗战路网’。”市档案馆馆员马昕冉介绍。
马昕冉介绍，这些路名中，部分道路以重大抗战事件或节点命名，如芦沟桥路——以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地卢沟桥命名（因当时文书中“卢”写作“芦”，后来就一直沿用此名），提醒人们不忘全面抗战的起点；1946年，为纪念抗战胜利，汉口将原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的六条首尾相接街道整合，更名为“胜利街”。还有纪念为国捐躯的抗日将领而命名的，如张自忠路、郝梦龄路、陈怀民路、刘家麒路。
“这些路名的分布并非偶然。在汉口，张自忠路、郝梦龄路、陈怀民路等以英烈命名的道路相互毗邻，形成了一片独特的‘英雄街区’。”武汉地方志专家王汗吾介绍，这种布局并非巧合，而是当时人们有意为之，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后人在行走间便能感受到那段历史的厚重。
抗战道路上的红色印记
在汉口这些承载着抗战记忆的道路上，不仅有抗战英烈的英雄事迹，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留下的深刻印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等红色遗迹，静静矗立在街头，无言诉说着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这座城市的奋斗与抗争，见证其砥柱中流的作用。
位于长春街57号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是一座四层老式楼房。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馆长周静介绍，1937年12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由安仁里一号迁来此处办公，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曾在此工作。这里不仅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公开办事机构，更是联络国共两党、团结各界群众、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枢纽。早在1937年9月，董必武来汉筹备办事处初期，就积极营救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党员干部。迁移现址后，办事处还积极开展宣传工作，通过出版《新华日报》、举办抗日群众团体培训班等方式，动员广大民众投身抗战；同时输送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武装力量输送新鲜血液。
周静介绍，1938年，周恩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多次会见各界人士，阐明中共的抗日主张，组织动员文化抗战、领导七七献金运动等群众救亡活动，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办事处还积极争取粮饷装备，接受各界捐赠与运输抗战物资。
位于胜利街332号的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同样记录着一段重要历史。1937年12月，新四军第一个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在这里，新四军完成了改编组建工作，确定了战略方针，为开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这些红色遗迹与周边的路名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抗战历史图景。
文/记者梁爽 通讯员车璇
图/记者史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