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名百岁“小八路”最能打起精神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8月31日，在中部战区总医院汉口院区的病房里，百岁高龄的牛积善老人坐在轮椅上，在女儿牛晨阳的引导下，跟唱起歌曲《在太行山上》。老人对外界的反应淡薄，但每当女儿放起抗战歌曲时，牛积善总会有所反应，或微微张开双眼，或跟着音乐轻轻哼唱。牛晨阳说，现在，唱这首歌曲是最能让老人打起精神的办法。

    13岁虚报年龄加入八路军游击队，成为卫生员    

    牛积善晚年最珍视的“宝贝”是他获颁的三枚纪念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年纪念章和70周年纪念章。他常和女儿牛晨阳说，“我这一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事，就是跟着共产党打鬼子”。

    1925年11月，牛积善出生在河北省广宗县一个革命家庭。爷爷牛桂一一生追求进步。

    大革命失败后，牛桂一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冀南后，他鼓励自己5个孙子、孙女参加了抗日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八路军领导的冀西游击队在牛积善家乡张贴告示，招收冀西军医学校学员。为了能参军，当时只有13岁的他虚报有16岁，当上冀西军医学校的首批学员。

    牛积善后来回忆说，当时军医学校白天操练，夜间经常搞紧急集合。有时学员从沉睡中惊醒，打起背包，跑步集合行军，经常有人穿错衣服或丢三落四。经过反复训练，大家对军人生活有了了解，军事素质提高很快，初步养成了紧张、快速、有条理的习惯。在学校，他们学习药理、药物、战地救护、生理解剖等课程。那时的学习条件很差，偶尔发几页油印的讲义，纸张很差，印得也不清楚，不过也算是很难得的教材。

    很多年前，牛晨阳买核桃送给父亲吃，牛积善不吃，说在太行山抗战时常吃不饱，除了分到的米和菜，战士们经常到山上挖野菜、打动物吃。太行山区野核桃多，饿的时候吃了太多核桃，经常反胃想吐，后来他就再也不愿吃核桃了。

    太行山区冬天很冷，但战士们就一件棉衣，天天行军劳作，没有换洗的，衣服里长满了虱子。有时太阳好，大家就脱下来找虱子，掐得啪啪响。有时把棉衣放在火盆上烤，烤得虱子噼啪作响。

    牛积善说：“虽然生活艰苦，但我们都充满乐观的情绪，努力学习医学知识，都希望毕业后为抗战出力。”

    1939年4月，经过近8个月学习，牛积善被分到冀游六支队工作，任看护长兼司药，他立即投入了战地救护和抢救伤、病员的工作中。

    后来，他军医学校的同学中，有不少人在抗战中牺牲。1942年，他爷爷牛桂一和哥哥牛尽善也在日伪“扫荡”中被捕牺牲。

    “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牛晨阳说，“妻子”的意思就是父亲在她9岁时教唱《在太行山上》时明白的。    

    对付日军扫荡，雪夜跋涉30里转运伤员    

    1985年7月1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人民政协报社举办《抗战一事》征文活动，并出版《华夏壮歌》一书。牛积善的作品《雪夜》也收录其中。

    1940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年代，朱德、彭德怀率领的第十八集团军在敌后与日军展开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给日军以巨大的打击，日军恼羞成怒，立即聚集大量兵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了三次疯狂残酷的大扫荡。

    那时，牛积善仅15岁，是一二九师卫生学校的学员。第三次日军扫荡的一天傍晚，天色灰灰的，飘着大雪。部队刚从大羊角村转移到土蓬村还不到一天，忽然又听说敌人向土蓬追来了。部队要向武安方向转移，卫生学校的学员担负着转移伤员的任务，提前出发。

    四人一副担架，学员都是十几岁。狭窄的山路，仅可通过一副担架，路旁都是陡峭的山崖。牛积善说：“我们抬着担架，一步一滑地往山顶上爬。当时我的年龄最小，加上战争时期生活艰苦，我得了夜盲症和关节炎，两踝关节疼痛红肿，每走一步都像刀割一般。”

    咬着牙走啊、爬呀，牛积善的担架还是掉了队。饥饿、寒冷、疼痛、黑暗一齐袭来，牛积善又累又急，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

    正在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候，一个大个子走到牛积善跟前，用不很熟练的汉语说：“怎么不走了？为什么哭？”原来是德国医生汉斯·米勒。询问情况后，米勒立刻脱下皮大衣递给牛积善说：“你替我拿着这个，我来抬。”就这样，米勒接过牛积善的担架，继续向前走去。

    路实在太难走了，大家抬着担架速度很慢。过了一段时间，后面的队伍赶上了，牛积善的担架就成了路障，于是其他战士也来帮忙抬担架。

    就这样，经过整整一夜紧张而艰苦的跋涉，走了近30里的路程，部队终于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到了转移地点。

    和他在一起工作过15年的老部下高山说：“牛老曾告诉我，正是与米勒这样的外国医生的接触，让他的思想再次得到升华。牛老亲身感受到国际共产主义的精神。”

    2002年，在小儿子牛勇毅的陪同下，牛积善回到太行山，来到了位于邯郸涉县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牛勇毅回忆说：“老爸当天的兴致特别高，他爬上每一个山头，认真观看纪念馆文史资料，回忆当年的点点滴滴。”    

    弃官求学成为全科专家，他要求医生们持续学习    

    1945年12月，牛积善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他继续留在一二九师卫生学校做医疗工作。牛积善也参与了晋冀鲁豫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救治工作。

    牛积善大儿子牛勇航回忆，在白求恩医院时，米勒医生问他：抗战胜利了，你想干什么工作？牛积善回答还是想当医生。米勒告诉他：和平时代要当个好医生，一定要争取上医科大学。

    1955年，牛积善已经是457医院的副院长，少校军衔。但他仍然想上大学，补充理论知识。后来，他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向学校提出改读五年制医疗系的想法。由于基础较差，读医疗系还需要先去天津学习两年文化课。3年的学习被牛积善变成了7年。为了支持他读书，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在上海郊区租住在一间茅草房里。

    1963年，完成大学课程后，牛积善回到457医院担任院长。虽然是外科医生，但牛积善几乎所有科室的理论都懂。

    一次查房，有一位肝肿大且疼痛的病人初诊是肝癌，20世纪60年代初期没有CT、核磁共振等检查设备。牛积善检查完病人后，他疑为是心衰所致肝脏淤血肿大，并指示用强心药观察。没想到，次日这位病人的肝脏就缩小了。牛积善的临床诊断正确，后来此病人活到80多岁才故去。

    老同事、妇产科医生苏德新回忆，牛院长几乎每日都会查房，每次查房都要提问题。“医院订阅的医学杂志他都要学习，每次提问医生都是问的最前沿的问题。每个医生都不得不努力学习，跟上院长的步伐。”    

    “要做一个纯粹的人”，“白求恩”三个字不离口    

    在牛积善家，珍藏着一本白皮红底黑字的《纪念白求恩》小册子，老人格外看重这篇文章。高山说，牛院长常常是“白求恩”三个字不离口。

    1946年，牛积善在晋冀鲁豫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当过外科医生，同事告诉他，他做手术的手术台，就是曾经白求恩医生做手术用过的。在同事口中，他听了很多白求恩的故事。

    高山回忆，牛积善任院长期间，无论是开会还是学习，每次必定会提白求恩精神。“有的医生出了差错，牛老会批评他说：白求恩医生对技术精益求精，我们医院的医生为什么做不到精益求精。”

    当时医院的副院长李洪玉曾在白求恩身边做过通讯员。开会学习时，牛积善会特地安排李洪玉为大家讲课，专讲白求恩医生的故事。

    高山至今仍记得老院长的教诲：“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我们是医生，不管病人有钱没钱，救人是最重要的。”

    牛积善常对家人说，要做白求恩那样纯粹的人。女儿牛晨阳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期，牛积善从医院调后勤任职搬家时，有一张睡了十几年的公配绷子床，母亲因为睡习惯了，想用自家买的同尺寸的新绷子床对换一下。虽然公配的绷子床也没有印字，但是爸爸坚决不同意。他说公家的物品就是公家的，不能凭个人喜好占公家的半点便宜。最后公家的那张绷子床还是交公了。牛晨阳说：“爸爸一辈子廉洁，他为我们子女做好了榜样。”

    记者 覃柳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