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和群众

    6月19日，蔡甸区嵩阳林场北兆山细雨蒙蒙，朱立文烈士墓在雨幕中静静伫立。碑上“浩气长存”四字历经岁月冲刷，依旧苍劲醒目。

    不远处的永安街九真山风景区朱立文广场上，他的白色石像身着新四军军服，英姿勃勃，胸前挂着望远镜，左手撑腿远眺，仿佛仍在凝视着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场。

    血色掩护

    32岁团长的最后抉择

    72岁的索河村退休村支书吴克国记得，上世纪60年代烈士墓建成后，朱立文的故事便在索河村代代相传。“他是打日本鬼子的英雄团长，不是本地人，却把命留在了这里。”村民们自发清扫，让他的墓地总是干干净净，老人常对孩子们讲起他的事迹，朴素的敬意里藏着不变的铭记：“不能忘了为我们牺牲的人。”

    “我的父亲是朱立文的战友，父亲生前常说，朱团长是为掩护战友牺牲的。”侏儒山战役博物馆馆长付建桥，作为当年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侦察参谋兼手枪队长傅玉和的儿子，对这段历史有着特殊的情感。

    付建桥介绍，1941年12月，侏儒山战役中，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副旅长兼43团团长的朱立文，在率部与日伪军激战时，为保护群众安全，放弃村内有利地形，选择向索子长河边撤退。

    撤退时，他让一支队伍隐蔽在河滩草丛，自己则带着几名战士登上小船划向河心，故意吸引敌人火力。“他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和群众，把死的危险揽在自己身上。”付建桥说。

    在日伪军密集的枪声中，32岁的朱立文壮烈牺牲，遗骸至今未找到。上世纪60年代，人们在当年水域打捞到一件公文包，经傅玉和辨认确认为朱立文遗物，在索河村修建了衣冠冢。

    “当年的新四军指战员都是这样舍生忘死、浴血奋战”，这也是付建桥自筹经费建设侏儒山战役博物馆、多年来担任首席讲解员的初心，“一定要让抗战精神传承下去，在人们心中生根”。

    牺牲46年

    亲人才找到他

    朱立文是广西百色人，牺牲时年仅32岁，尚未成家。近年来，他在广西的侄辈来武汉祭扫，都会请付建桥当向导。

    “1987年，我才知道大伯朱立文牺牲在武汉。”19日，朱立文的侄儿朱智秋通过电话告诉记者。因伯父改过名字，限于当时的条件，家人一直以为他下落不明，但没放弃过寻找。

    朱智秋现在广西一家职业院校任教，今年50岁。17岁那年，他见到父亲捧着一封来自民政部门的信，颤抖着双手失声痛哭，才知晓父亲失散多年的长兄是抗日烈士。

    1991年，朱智秋首次来汉扫墓，见到大伯生前战友刘嗣坤。刘嗣坤摘下帽子在墓前三鞠躬：“团长，要不是你命令我撤退，牺牲的应该是我啊！”

    此后30余年，朱智秋多次从广西来汉祭扫。

    如今，每年清明、烈士纪念日，武汉市、蔡甸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都会组织干部群众缅怀先烈，朱立文的故事从索河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从百色到武汉

    生死征程写就英雄人生

    1909年，朱立文出生于广西百色贫苦农家。百色起义的炮火中，他跟随邓小平转战江西，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安事变时担任周恩来的随行参谋。1939年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他随李先念南下鄂中，为鄂豫边区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红军战士到优秀指挥员，他的一生写满铁血荣光。2014年9月，朱立文被列入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侏儒山战役是新四军在湖北规模最大、战果最丰的战役。”武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原副会长张民仰介绍，1939年至1945年间，新四军第5师在鄂豫边区艰苦作战，而这场战役先后运用了攻心战、奇袭战、反间计，既有游击战，又有运动战，还有大量的统战工作，逐步瓦解数倍于己的日伪军，最终取得全胜。

    据悉，侏儒山战役与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并列，被收录进《我军著名战役作战图》，在我军军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记者刘睿彻 通讯员汤晓东 李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