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川赴约

    微雨的午后，江风裹着潮雾漫过江滩，细如牛毛的雨丝不是坠落，是悬在天地间的絮语——掠过眉骨，浸透衣领，渗进衣缝里，把千年江潮的古意也一并沁入肌理。我站在汉阳江滩，看长江浑浊的江水翻滚，那不是江水在流，是时光驮着沉甸甸的过往在赶路。对岸武昌的楼群，早被雨雾揉成淡灰的晕影；唯有黄鹤楼的飞檐如一柄出鞘的剑，挑破这薄纱般的朦胧，在天地间落下一笔醒目的朱红。

    附近的汉阳街巷，市井气是活的：热干面的芝麻酱香裹着水汽飘过来，电动车的鸣笛与江涛撞个满怀，倒像给江潮添了烟火气。可一踏进晴川阁的青石板，世界仿佛慢了半拍，这不是静，是时光在放慢呼吸。朱柱黛瓦被雨水浸得沉实，卧在江畔不似楼阁，倒像一本摊开的泛黄线装书，青石板是扉页，湿滑的苔藓是页脚的注脚，等着来人用脚步轻轻翻开。我念着“晴川历历汉阳树”拾级而上，每一步踩在青石板上的清响，都像在叩问：你是来寻眼前的景，还是来赴一场与历史的旧约？

    近了才懂，这阁的“讲究”里藏着倔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汉阳知府范之箴为纪念大禹治水功绩建它，取名“晴川”，正是取自唐代诗人崔颢那不朽的诗句。但他所求的不只是风雅诗意，更是“疏江导汉”的魂。此后，在历史风雨中，它见惯了兵燹的火、风雨的刀——焚毁时，木石在火里发出的不是哀鸣，是文明的喘息；重修时，匠人垒的不只是砖瓦，是从灰烬里拾回薪火。史料明确记载的大规模修缮有8次，这是木梁烧黑的伤疤，是青砖断裂的骨节，每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都是把“守护”的意，又往土里扎深。1931年武汉特大洪水冲毁主体，1934年彻底倾颓时，断壁残垣间卧着的不是废墟，是文脉的“休止符”。1983年重修时，能工巧匠垒砌的不只是一砖一木，是把“休止符”续成了“延音线”——复刻的是飞檐的弧度，续接的是从未断过的文明。

    这方园囿最妙的，是把“柔”与“刚”织成了锦。江南园林式的回廊曲折是“柔”，楚地建筑的朱柱敦实雄浑是“刚”；园囿内古木奇石的清幽是“柔”，园外滔滔江水的浩荡是“刚”。这“柔”与“刚”不是拼贴，是融，是把荆楚的豪迈、江湖的温婉、长江的包容，都融进黛瓦朱柱里，风一吹，就抖出武汉的”魂“。所谓“楚天建筑艺术瑰宝”，从不是木石的贵重，是把武汉的魂，扎在了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里，人们踏上去，就能撞出文化的回响，像撞着了故乡的心跳。

    登临阁顶时，雨停得悄无声息，像时光与我默契的停顿。17.5米高的阁身，求的不是“高度”，是“视角”——浩浩渺渺的江景尽收眼底时，清代桑调元的诗句“岧峣飞阁俯晴川，黄鹤矶头接暮烟”忽然撞进心里。诗里的“暮烟”，此刻化作长江大桥的钢铁轮廓，列车轰鸣着穿过长江大桥，笛声混着江涛，倒像崔颢的诗忽然有了新的韵脚——不是“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惆怅，是“古今同此江天”的辽阔。我忽然笑了：唐时的“汉阳树”未必是眼前的香樟，沉没的鹦鹉洲也只余其名，可崔颢的诗却比任何草木都坚韧——它不是刻在石碑上，是映在每一个眺望江天的眼眸里，融在武汉的文脉里，只要还有人望一眼江、念一句诗，它就永远活着，像江潮一样，永远不会停。

    离去时回望，晴川阁的剪影已与龟山融在一起。此番晴川阁之行，不是“游览”，是“赴约”。我赴了与崔颢的诗约，赴了与大禹的魂约，也赴了与武汉文脉的约。离开晴川阁时像在时光的河滩上，拾得一枚浸了江潮的玉，妥帖揣在心里——这温不是玉的暖，是青石板间的苔、朱漆柱的润、风铃的响，是隔江凝望时，心里那阵跨了千年的战栗。原来文化从不是书本里的铅字，是你踩过苔痕时的趔趄，是手抚过朱漆柱时的粗糙，是你望着江浪时，忽然辨出“历历”二字的分量——原来江浪里的时光未散，是树影间的过往未远，是每一个人回顾历史时，心里都会涌起的，那阵跨着千年的共鸣。

    吴义斌（60岁）

    武昌区水果湖街道青鱼嘴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