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繁荣发展、活力绽放的同时,宁静正成为一种稀缺品。商家促销的喧嚣、工地施工的嘈杂、汽车加速的轰鸣、邻居装修的敲打……生态环境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管理平台接到的投诉举报中,噪声扰民问题占全部生态环境污染投诉举报的59.2%,排在各类环境污染要素的第一位。随着人们对宜居环境的期望越来越高,对嘈杂环境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加强城市噪声污染治理,已经成为城市更新、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一环。
如何让城市既“能说话”,又“懂沉默”,回归“昼嚣暮谧、市喧巷寂”?当前在城市噪声治理方面有哪些成效,又面临怎样的挑战?
城市噪声污染近在咫尺
都市生活中的早晨,你是被鸟鸣唤醒、闹铃叫醒,还是被楼下各种音乐、杂音吵醒?家住上海一栋高层住宅的蔡女士表示,她属于后者。
“楼下是个广场,每天早晨6点多就能听到音乐响,晚上8点更热闹,露天KTV、广场舞、交谊舞的音乐轮番播放,这声更比那声高,不仅家里老人睡不好,孩子学习也很受影响。”蔡女士抱怨,不得已只能常年将窗户关上。而在吉林双辽市,家住商超楼上的一位市民遭受了另一种噪声困扰——循环播放的商家广告。
嘈杂的背后,是城市声环境的超负荷加载。
“当前城市声环境的复杂程度远超想象。”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谢辉长期从事城市声环境与健康研究,在多地采集声景时他发现,如今的自然环境中,钢筋水泥碰撞声、车水马龙的喧嚣、人声鼎沸的嘈杂越来越多,“长期暴露于这样的环境中,听者往往会出现注意力下降、烦躁易怒、睡眠质量下降等不良身心反应;对城市发展而言,这不仅削弱了生态系统的韧性,还降低了城市的宜居性和吸引力,甚至可能成为影响人口流入的‘软性门槛’。”
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是加剧声环境矛盾的关键因素,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未来人居研究院副教授郭梦笛告诉记者。
多方协同的“降噪”行动
在江苏常熟,一张深深浅浅的声音热力图显示着城区各处的噪声分贝值,让“看不见、摸不着”的噪声现出了原形。事实上,“噪声地图”只是这场大规模“降噪”行动中的一环。
郭梦笛介绍,早期,我国噪声污染治理侧重于工业噪声查处等专项攻坚,随着2022年噪声污染防治法和2023年“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出台,政策体系加速完善,目前已经构建起了覆盖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自动监测网络建设、工业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噪声地图试点应用等全链条治理框架。
“在这个治理框架内,‘宁静小区’作为一项全国性治理实践,逐渐成为化解城市活力与宁静之间矛盾的一条关键路径。”郭梦笛说。宁静小区建设,旨在守护居民“家门口”的宁静,通过健全社会生活噪声源头预防、行为管理、协调处理机制,建成声环境质量达标、居民满意度较高的示范小区。截至2025年初,全国已累计建成宁静小区2132个,到2035年,宁静小区将成为居住小区的普遍标准。
“宁静小区并非简单的‘降噪项目’,而是一项具备政策引导力、技术集成性与公众获得感的系统性工程。”在谢辉看来,通过制度设计、技术手段、治理机制等多个层面协同推进城市宁静区域建设,不仅是对居民高品质生活环境需求的回应,更是生态文明理念在城市空间落地的具体实践。
通往“静谧之路”仍有挑战
2025年3月,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发布,将隔音性能纳入“好房子”标准,尝试从源头入手,为更宜居的声环境提供一个起点。
此次新规对卧室、起居室之间的分户墙与楼板的空气声隔声性能要求从原来的45分贝提高到50分贝。“通俗理解,就是挨家挨户间的说话声或电视声干扰更小了,这能显著改善夜间休息和日常居住舒适度。”谢辉告诉记者。
“城市噪声治理的目标不应仅仅是‘达标’,更应是‘舒适’和‘满意’。”不少专家认为,随着风电等电力设备、新能源汽车、低空飞行器的大规模使用,低频噪声和间歇性扰动声正在成为新型噪声源,这种低沉、持续的嗡鸣声值得关注。
“仅看分贝值,而忽视对声音频谱特征和时间分布的关注,很容易陷入‘达标不达感’的治理困境。”谢辉告诉记者,目前这些低频噪声已经引发不少投诉,却难以用现行标准准确量化。
同时,“降噪”也并不意味着冷清,而是要形成有层次、有节奏的声环境。
一个宜居的城市声环境,既靠技术也靠文化,需要政府治理也需要公众参与。噪声治理不仅依赖对噪声监管主体及其职责划分的进一步明确,也需要社区共建与公众参与的进一步加强。在谢辉看来,依靠集体智慧,实现共治共享,才能增强政策执行的针对性与可持续性。“只有在更加系统、全面的治理思维下,人与环境、人与城市之间的和谐共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据《光明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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